當代社會治理理念與版權補償制度的模式選擇
更新時間：2020-12-01 15:44:24
上述兩種對策都是出于同一個目的——允許甚至鼓勵新興網絡傳播技術的使用，但同時又出于利益平衡的考慮保證創作者的利益得到合適的保護。但兩種方案在版權補償金的法律性質設計上又具有本質的區別。如果由國家出面進行宏觀調控，這實際上是采用了“法定許可”的方式。作品使用人雖然不必征得版權人同意就可以使用他人的作品，但仍必須支付合理的使用報酬。如果由行業協會進行集體管理，這實際上還是維持“授權許可”的方式，只不過原來的單個版權人的個別許可變革為了集體管理機構的統一管理和許可。
接下來的問題是應該選擇行業協會集體管理和版權補償金制度還是國家征稅補償制度呢？本書認為，從當代社會治理理念的角度思考，我們的社會應該選擇行業協會集體管理下的版權補償金制度。
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向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已經在逐步將一些權力讓渡給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政府職能必須與政府能力有效協調。從根源上來說，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們的讓渡和授予，由于人們只讓渡和授予政府有限的權力，所以，政府是“有限政府”。必須使社會治理機構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政府一方面要加快自身職能轉變，將一部分社會管理事務交給非政府組織來承擔；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培育發展非政府組織，推動其能力建設，使之為承接好政府轉移出的部分社會管理職能做好充分準備。版權補償金制度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完全可以由行業協會充當適格的征收主體。
由于社會的不斷發展，當今政府所管理的社會事務越來越多，政府的張力面臨嚴峻的考驗。而擴大政府規模受資源的有限性制約，空間不可能很大。國家—政府組織系統在把社會要素組織起來，并形成有序的社會結構，從而提高社會運行的效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過分依賴國家—政府組織系統的社會是分工不發達、低效率的“總體性”的社會。由于企業組織與政府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職能總是有限度的，這兩類組織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張，因而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越來越依賴于非政府組織的發展。〔2〕通過建立和發展非政府組織，使之廣泛地參與社會管理，是破解社會管理難題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有必要積極促進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管理。非營利組織是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組織，它代表了社會的自治，體現了公民社會的壯大，彌補了“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缺陷。隨著公共事務的紛繁復雜，出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非營利組織已經成為公共事務治理領域的“關鍵加入者”。非營利組織要強化自律，提高社會公信力，回應社會的需求。版權補償金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靈活的授權方式，完全可以由行業協會或非政府組織進行集體管理。在網絡私人傳播和下載領域存在著“市場失靈”，需要國家進行調控，但目前仍然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對之進行調控，存在著“政府失靈”的狀況。網絡私人傳播和下載是網絡技術的進步，但不應“無法無天”，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作為行業協會通過發揮其功能可以彌補這些缺陷。采用行業協會集體管理模式而不是國家征稅補償模式，也是出于建立以市場競爭為基礎的制度的考慮。
世界上不同國家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性質并不相同，有民間的、半官方的、官方的。比如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是民間的，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協會是半官方的，而俄羅斯著作權協會則是官方的。有學者認為，從我國版權制度發育的狀況和對網絡版權強化管理的角度考慮，我國的網絡版權集體管理組織應是半官方或官方的為宜，這樣可以充分發揮政府在網絡版權集體制度建設中的支持作用，合理協調分配相關資源，進行全局性、宏觀性的監控，有利于集體管理組織權威性、壟斷性的形成。〔2〕筆者認為，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民間性質定位是合理的，其民間性并不影響政府的干預和協調，這點結合我國國情更為明顯。我國很多性質上為民間機構的社團、機構，實際上是參照事業單位乃至行政機構管理，因此，在我國應更加強調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在理念上的民間性。
